文：丹尼爾・卡波維茲（Daniel Karpowitz）
監獄大學喚醒大眾對於是否有人可以真正改變的潛在疑慮，這是幾乎所有不只關心教育、也在乎民主本身的人的主要疑問。我的目標不是取悅原本就支持這項計畫的人，也不是說服抱持懷疑態度的人。寫作本書時，我試著避免提倡監獄的大學教育，儘管我認為我們顯然應該更努力推動監獄的通識教育。我嘗試盡可能時常凸顯這項工作固有的複雜性。幾乎所有在獄中就讀巴德學院的受刑人之前都犯下了嚴重的罪行，其中大多涉及暴力。（此外，理由充分的大規模監禁評論家，不幸地傾向忽略或輕視暴力犯罪所衍生出複雜的種族與政治問題。）
另一方面，我認為遺憾的是，多數的刑罰變成了囚犯罪行的翻版。我造訪過的每一座監獄看起來都像是延續與加深種族和階級不平等的垃圾場。因此，監獄——作為這個時代裡最重要也最普遍的公共制度——削弱了我們的民主進程，也傷害了它們理應服務的人民。
學生第一次註冊監獄大學時，通常都十分清楚我們共同進行的這件事情具有爭議。不過，他們可能尚未察覺出，在教化制度、政府官員與公務員及一般民眾之中，有多少大學與高等教育的激進擁護者。然而，他們大多深刻意識到，許多人的確痛恨或反對給予罪犯尋求教育的機會。就我的經驗，入學的囚犯居然往往十分清楚這種評論。即使他們努力追求念書的機會，並且支持監獄高等教育作為一種原則與政策，但他們明白與同意這些批評背後的部分原因，而且通常能夠感同身受。
這樣的學生面臨自我掙扎，努力重新振作、或者實現延宕已久或屢屢受挫的野心，而他們雖然處於一向引發抗拒、譏諷與疏離的制度中，卻也承諾去關心與促成可貴的事情。他們在不認同的制度中尋找新的賦權形式，即便不以此作為前提，也努力實現這件事。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傳統體制內的學生會遭遇這種壓力。其實，現實的情況經常讓入學的受刑人更加意識到求學事關重大，還有使各種學生更深刻地實現通識學習的希望。
對這些壓力保持敏銳度，同時鼓勵學生無論如何都要持續挑戰自己與發揮潛力、還有為自己的天賦與成長負責，是所有在這個領域工作或教書的人士所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許多學生甚至在開始正規學業之前就已深刻體會到這項挑戰。這些處境使得受刑人在學業與個人成就上更加突出；他們也能加深通識教育作為與監獄及其學生緊密相關的教育模式的重要性，而不是削減它的影響力。
美國人對於監獄大學有非常多元的看法，就如同對於犯罪與刑罰一樣。一些人認為，教育是幫助罪犯更生的有力工具；其他人則覺得監獄必須是充滿痛苦與剝奪的地方。雪上加霜的是，大規模監禁是嚴重種族歧視的現象，在此同時，所有屬於勞動與中產階級的美國人越來越付不起大學學費，不論他們住在哪裡或被分配到什麼樣的主體位置。
道德情操通常是種族與階級歧視的線索。它們顯露出分歧的態度，不只對於犯罪與刑罰，也關於藝術、人文、歷史、文學與科學——總之就是整體的通識教育。有時候，很多人就是輕蔑這種事情，認為它們無能或優秀得令人生疑，或者抱持更糟的看法。
大眾對於囚犯與監獄大學的看法，構成我十五年來的工作——建立監獄文理學院的網絡——所面臨的正、反面論點。紐約巴德學院發起的「巴德監獄計畫」（BPI）在紐約州各地的州立監獄經營衛星校區。有三百名男性與女性受刑人在獄中成為巴德學院的全職學生。他們可以取得巴德學院認證的學分，還有文科副學士與學士的文憑。過去幾年來，我們也與其他大學院校合作打造類似的課程，並且獲得州政府的支持與協助。
參與BPI的學生在人口結構上與我們合作的多所監獄一致。然而，他們透過這項計畫所尋求的教育，以及他們表現卓越的領域，通常只有精英階層才接觸得到。這種教育形式實行跨學科（人文、科學、社會）的嚴謹訓練，要求學生有原則地質疑傳統與既有觀念，並致力透過批判性探究來充實與改變自我。
二○○一年秋天，麥克斯．肯納（Max Kenner）邀請我加入巴德監獄課程第一學期的教師行列。麥克斯帶領一群巴德學院的學生在兩年前創立BPI。這群學生盡可能在監獄裡組織各種資源，包含演講、寫作工作坊和神學研討會等，但他們的目標始終是讓學院能夠授予受刑人大學學歷。這些大學生（有些地位優越，有些則否）都相信自己可以為這所學院對於全世界的影響貢獻心力。在他們眼裡，巴德學院或許可以填補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簽署〈一九九四年犯罪控制法〉（Crime Control Act of 1994）後留下的一些巨大空白。這項法案將數十億美元的聯邦預算用來興建更多監獄，也讓受刑人一夕之間失去申請佩爾聯邦助學金（Pell Grant）的資格。
在此之前，佩爾聯邦助學金在美國監獄內具有重大的影響力。它使高等教育很快便成為美國矯治制度中效率最高、學費低廉且成效最佳的「計畫」，不斷與累犯率創新低的現象扯上關係——代表在獄中求學的受刑人獲釋後幾乎從未再次入獄。其消耗的預算也出乎意料地便宜：在一九九四年的高峰時期，這種計畫在全國各地總計只占佩爾助學金總額的百分之零點五。然而在一九九五年，國會不僅取消受刑人申請佩爾助學金的資格，更將一百億美元的稅收投入監獄的興建。
或許是因為特權與不平等的現象經常出現在九○年代的紐約市與巴德學院裡，這些學生清楚了解到，在「偏遠北部」來來往往的紐約年輕人走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路徑。一些刑犯來到北部，是為了在獄中就讀巴德學院這類的大學；更多人則是因為法院比以往更頻繁地判處、而且刑期更久的罪行而來到此地。雖然「大規模監禁」這個詞彙在當時尚未流行，但這些學生很早就明白，刑事司法逐漸成為這個世代公民權利的頭號問題。最重要的是，他們強烈感受到，讓大學在距離校園不遠的監獄開設課程，是身為學生的自己能夠幫忙推動、回饋當地的實際作為，如此一來也能促使大學提供最好的資源。
這些學生開始在附近一所名為「東紐約懲教所」的最高戒備監獄與獄所人員及潛在的學生培養關係。幾年前，這些夥伴中的許多人在無預警遭到停職或隔離之前，都曾參與過大學計畫。許多政府官員也曾致力協助讓這樣的計畫重回監獄，如今卻待在對此充滿敵意的政治環境中。
我第一次踏進東紐約懲教所教書時，深受這座有著百年歷史、哥德式建築與最高戒護的監獄所震懾。它的雄偉外觀與神聖氛圍令我嘆為觀止。我意識到監獄成了這個世代的標誌性公共事業（紐約的監獄在短短幾年內從二十五所暴增到七十多所），心中一股悲哀油然而生。
但我對於這些學生及監獄的教學環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學生就只是學生，上課就只是上課，而在工作生涯的初期，我特別熱愛教書，不管對象是誰或地點在哪裡。走進教室、推開沉重的金屬大門後，我展開了關於憲法史與十九世紀奴隸制度和領土擴張的複雜問題的入門課程。這跟我兩年前在柏克萊大學開設、專門探討南北戰爭時期的「法律與人文」課程是同一門課。這些學生有心向學而且意志堅定，沉浸於課堂上遇到的問題以及解讀和重新詮釋文本的艱難任務。對於身為老師的我，與學生一起探索教材似乎是再自然和熟悉不過的事了。
如今，監獄的設置與迷宮般的走廊令人沉重。看到大型監獄裡的景象，我與十五年前一樣感到沮喪。（最讓我難過的是看到孩子穿過一道又一道的閘門探望坐牢的父母。）但是，教室本身的空間，讓我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能享受與學生們一起探索大學課程的樂趣，看到任何良好的學習成效出現時都能感到欣慰。說服教授到監獄授課，有時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但他們真的這麼做了之後，幾乎都希望再回來教書，因為這樣的教室與學生喚起了他們過往的教書熱忱。
將教學的設備與資源從校園搬到監獄教室的挑戰，無疑加深了開辦監獄大學的道德與政治意義。這也讓教授們更加體認到這份工作的價值。但最重要的，監獄裡的學生才是賦予這個經驗深刻意義的人。他們經歷了監禁的現實與處境，承擔了無數的個人風險。他們勇敢承認自己過往的失敗與破碎的野心，下定決心在監禁中尋找機會。面對精神與肉體的巨大迫害，這些學生進入大學，深知眼前的機會是多麼得來不易。
巴德監獄計畫屬於巴德學院的一部分，並盡可能複製校本部的所有課程與學術文化。所有入學者都朝著巴德學院文理副學士與學士學位的目標努力。課程包含人類學、文學、科學、政治學、歷史及藝術創作，課程密集度與巴德學院這類學校對學生的要求完全一樣。學生的主修科目經由密集、根據學習歷程的「調節」過程所決定。所有學生上每一堂課都會得到評分與質性敘述報告。課程包含特定預備單元中的必修訓練，例如「語言與思考」、「公民科學」及一連串的一年級新生研習。主要學術課程的核心包含了幾乎所有的矯治重點。
數學科目的內容從大學前代數到整套微積分系列都有，不過目前有數十名入學的受刑人主修數學，課程是從微積分III（Calculus III）開始。我們的第一外語課程有西班牙文、德文和中文，很多學生都已達到精通或優異的程度。學生升上大四後，必須經過整整一年的密集論文研究，才能取得文學士學位。課外活動則包括由全國各地頂尖教師開設的客座課程，還有最為著名的辯論隊，其與西點軍校（West Point）、佛蒙特大學（University of Vermont）及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等同儕機構定期舉行辯論會。
我試圖將「巴德學院在監獄中開辦大學」、「我嘗試寫作本書」與「最成功的受刑人學生試圖改變他們的生活」這三件事相提並論。BPI拒絕將監禁、或者對監禁的抗拒，作為課程教學方法的指引。同樣地，它也不把監獄及矯治的事業當作衡量課程成敗的標準。我在這項計畫、許多受刑人的學業成就與我寫作本書的抱負之間，看到非常相似的特點。我嘗試去做許多學生在人生過程中已經做到的事情——抵制刻板印象，拒絕接受別人對我們的看法，更反過頭來重新定義自我。這正是我認為貝先生在面試過程中所做的事情：反抗監禁體制固有的老套做法，同時不讓其他刻板印象描述自己追求另一條路的堅持。
後續篇幅所描述的每一位「學生」，在他們本身或周遭的人眼裡，都是「犯人」、「犯法者」或「囚犯」。這些有爭議且相互矛盾的身分糾結，在很大程度上定義了監獄大學的環境。我認為，大學在這種情況下的角色錯綜複雜，因為學術挑戰本身是矛盾的：它開創一個空間，讓這些備受爭議的身分可以被察覺，以及超越、批判、跳脫與改變，但是不會成為定義與限制這項教育計畫的規定條件。除此之外，它們不能限制學校與學生的第一次接觸，也不得促使學校及其教職員將形象或野心加諸在受刑人身上。
在BPI中，我們希望以看待任何其他文理學院學生的態度，來對待監獄裡的學生。因此，這樣的學術互動並不是因為監獄而生，而是儘管在監獄的環境下依然能夠進行。每一位受刑人進入學院就讀，就像任何學生那樣可能被「標記」或貼上標籤；但我們的部分工作是把他們當作就讀私立文理學院、名列前茅的學生一樣看待。巴德學院試圖讓每一位學生的身分可以自由發展，並且順應他們在各自教育歷程中產生的特質而改變。
在監獄大學課程裡表現突出的學生（其中一些人的故事將在後面提及）能夠如此成功，部分原因是他們身為思考者與行動者，掌握了對於自己的過去、改變與選擇的看法。這些看法具有強大的引力，而監獄與懲罰和污辱的機制只會強化它們的影響力。囚犯們接受通識教育之際，擁抱了額外的身分與另一個既有的框架。他們重新塑造自我，重新了解所處的世界（監獄及外面的社會），每天遵守紀律、也從事批判性思考。
監獄大學的發展史可分為好幾條主線。政府官員與矯治人員經常將教育當成幫助囚犯改邪歸正與降低累犯率的過渡期。或者，到監獄教書的社運人士學者有時會懷抱憧憬，採用「受壓迫者的教育法」（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期待在這種方式下，師生能夠一起向權力說真話，抗拒種族、階級或「治理意識」的結構。至於保守派知識分子，他們懷念過去進行理應客觀公正的知識探究與普遍推理（在我們「不小心陷入」權力與身分的現代分析之前）的日子，希望在監獄裡尋得庇護，藉由古典理論療癒靈魂，並再次證明自由是一種精神狀態而非生理感受。而我會認為，BPI替大學及其學生描繪了一條路徑，幫助他們避開種種刻板印象的陷阱。
監獄大學真的可以改變囚犯嗎？我十分肯定是可以的，這就跟監獄裡的工作、監禁的刑罰或文理學院的學業一樣。任何充實的紀律、個人轉變與新建立的網絡將能發揮改造的作用，改變人們及其未來生活的軌跡。其實，任何教育努力的核心，都是相信改變會成真的理念。這說明了教育為什麼一向在民主傳統中扮演關鍵角色。但諷刺的是，為了讓通才教育的潛力不被監獄的「手段性」環境及其複雜的強迫機制所扼殺，我們必須著眼於其他地方。倘若「改變」與監獄大學的正當性有關，那麼我們最重要的目標必須是改變監獄本身的環境，而不是改變受刑人。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監獄大學：從閱讀思辨《罪與罰》到擊敗哈佛、劍橋高材生，「美國巴德學院監獄計畫」的通識教育翻轉奇蹟》，麥田出版
作者：丹尼爾・卡波維茲（Daniel Karpowitz）
譯者：張馨方
麥田 Courant 書系 No. 7
楊照－選書
當《刺激 1995》的牢獄權力易位，成為階級對話的真實縮影
反轉制度的學習慶典 拉倒鐵窗的人性試煉
美國當代監獄教育最成功範例第一手全紀錄
本書特色
- 美國當代最成功監獄大學合作計畫長達十五年「最前線跟訪」觀察報告
- 監獄教育重要推手第一人稱與受刑人的「對話場景實錄」，猶如親身參與監獄計畫
- 全書以監獄教育為觀察樣本，自種族、階級、意識型態、平等權、公民觀等各層面，全面檢視「大規模監禁」現象及其出路
- 還原受刑人學生原音，移除「資源提供方」的權力制高點，呈現一場扭轉體制的「真平等」對話
必讀理由
- 本書深入探討了一個常人很難思考的道德以及哲學問題：究竟在監獄裡的受刑人有沒有權利或資格接受高等教育？如果他們有這樣的權利，到底該用什麼樣的形式進行？如果沒有，那其中的道德及哲學思辨又是什麼？現代人權思維高張，愈來愈多人聚焦關注於犯罪者的權利與義務。作者以人道主義的角度出發，切入「監獄受刑人及大學教育」這個主題，並以自己實際參與的巴德監獄計畫為主軸，詳細描述了社會大眾、政府機構、監獄中的工作人員、巴德監獄計畫中的教師，以及同為囚犯與學生的受刑人在這樣一座監獄學院中學到了什麼，對所謂的「犯罪者」而言，接受教育的機會又代表什麼。
- 本書在一般人認為窮凶惡極的監獄中，見證教育所帶來的各種複雜且長遠的影響。作者使用許多他與他人——巴德計畫創始者及推動者、監獄學院教師、政府官員、監獄工作人員、具有受刑犯與學生雙重身分的犯罪者等——的互動及對話，傳遞他的觀點與看法。
- 使用真實發生的經驗，讓讀者更覺身歷其境，這些互動與對話像是一種紀錄，生動地表達了各方角色的觀點與看法。其中穿插作者本人的體悟與思緒，使整本書既不流於對話紀錄，也不像一本呼籲大眾重視受刑人人權的道德勸說書籍：讀者能夠在議論與對話記敘之間，「自行開放思考］作者想傳達的訊息。
台灣的借鏡
近幾年，各種刑案、受刑人的判例與司法不公、監獄教化的問題，成為公民議論的聚焦點，辯論、討論、電影、劇集，乃至劇場選題，都觸及這項難解的社會深層問題。本書提供一種「受刑人與教化師平等對話」的成功範例，打破上對下的舊式教化樣板，有助刺激台灣社會重新思考何謂監獄教育、感化與更生，權力方與「被施予權力感化方」必須站在同等的平台位置，才有真正對話的可能。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新生兒到來的喜悅，是難以形容的，但當孩子一天天長大，隨之而來的教育費用，也令人感到沉重。政府已經努力增設很多收費平價的公共化幼兒園，如果要抽籤時，許多家長仍感嘆「各個有希望，人人沒把握。」
但私立幼兒園學費相對較高，對於年輕的爸爸媽媽來說，是不小的經濟壓力，政府為照顧幼兒與減輕家長負擔，近年建置準公共機制與符合要件的私立幼兒園合作，希望為幼兒打造平價、優質的學習環境。
細數成績，發現準公共幼兒園由 2018 年（107 學年）開始推動，提供 310 園、約 3.3 萬個就學名額，成長至 2019 年（108 學年），已有 1,098 園，可提供約 11.4 萬名幼兒入學，2 年間增加 11 萬個平價就學的名額。
公共化及準公共幼兒園，今年園數達 3,728 園，約占全國幼兒園 55%，較 2016 年成長 18%，共可提供超過 32 萬個平價就學名額。準公共幼兒園也逐步在鄉鎮或市區普及成長，嘉惠不少幼兒和家長。
家長與政府一同把關，教學品質有保障
私立幼兒園加入準公共機制，確實能達成多贏局面。除了對家長而言，可降低原本就讀私立幼兒園的費用負擔，每月繳費不超過 4,500 元，其餘差額由政府補助；對園方而言，政府為輔導私立幼兒園發展多元化特色，也可申請補助經費充實教學環境、提升設備；對員工來說，政府規定準公共幼兒園的教保服務人員，每月固定薪資至少須達 29,000 元，服務 3 年後至少須增加到 32,000 元以上，員工薪資也得到保障，維持穩定的教保服務品質。
而最多家長在意的教學品質，教育部於 2019 年的一支推廣影片中，找來百萬 Youtuber HowHow 的爸媽，以自己經營幼兒園十幾年，於 2019 年加入準公共幼兒園的經驗現身說法。
How 爸指出，準公共幼兒園與政府一簽就是三年合約，「我們要維持自己的教學品質，不可能因為補助而降低的，這是沒有意義的。」
當然也有許多家長們認為，教學品質其實某種程度也需要家長用心觀察、留意，「認同園方、園長的教育理念很重要，」在這樣的前提下，將孩子交給老師、教保服務人員才會安心，而在準公共的政策裡，還加入了政府的管理機制，在公、私部門協力下，相信一切都會更好。
多管齊下，杜絕不合理的額外收費方案
其次，也有人質疑，準公共幼兒園好像都是招生困難的私立幼兒園才會加入，是不是會有教育、安全等等疑慮。為解開社會大眾的疑惑，教育部在 2019 年的一場準公共幼兒園 Talkshow 的分享裡，邀請宜蘭縣狄士尼幼兒園林園長等人為大家現身說法。
林園長表示在加入準公共前，狄士尼幼兒園就一直都是額滿的，從未有過招生困難的狀態，會加入準公共行列，主要是評估這是有益於幼兒園經營生態的政策，能讓幼兒園經營者、員工、家長與孩子，都得到四贏的結果，因而決定加入。
對於外界擔心，準公共幼兒園每月只收4,500元的費用，幼兒園會不會巧立名目另外向家長收費，實質上家長沒有真的省下荷包。
針對此點，教育部表示，為讓家長放心，提供幾個不同的管道讓家長能做諮詢或反映，包括上班時間內可撥打免付費諮詢專線 0800-205105，或是直接向幼兒園所在縣(市)教育局(處)反映，又或者是在全國教保資訊網「幼兒園查詢」專區查詢幼兒園各項收費明細，家長在選擇幼兒園前確認收費細節，可以保障家長自己的權益。
為協助減輕家庭的生活負擔，教育部一直努力制定各項平價教保政策，包括增設公共化幼兒園、持續穩健推動準公共機制，提供社會大眾平價、優質的教保環境，以及發放育兒津貼，讓無法接受公共化或準公共教保服務，或自己在家照顧孩子的家長，都能享有政府支持生育的措施，讓年輕家長放心生、安心養，並給孩子一個健康成長的環境，是政府持續努力的目標。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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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06, 2020 at 09:04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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